寓言是寄托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一种简短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作者把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有益的教训，通过虚构的简短故事加以譬喻，让人们从故事中领会这些道理，获得教训，这种故事叫寓言。寓言是“理智的诗”，“是穿着外衣的真理”。 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教训和讽刺。作者通过讽刺和嘲笑揭露敌人的丑恶残暴，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打击敌人。也用讽刺和嘲笑某些人的自私、虚伪、愚蠢、懒惰等缺点，使人在笑声中受到深刻的道德教育。这些教训，讽刺一般在作品的开头点出来，有的在作品的最后直接说出来，有的则隐含在故事中间，让读者加以思索找出来。《南辕北辙》的最后一段中就直接点明了：“车上的朋友不明白，方向错了，马好、旅费多、车夫技术高，这几个条件越好，他离要去的楚国就会越远。”另外，寓言常用拟人、比喻手法，把动植物、无生物“人格化”，用它来比喻社会上某些人。 寓言来自民间，其作者是人民大众。它是为适应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常将自己在生活和斗争中积累的某些经验和教训编成生动的故事，让别人从中受到启发，以便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少吃苦头。它是人们规劝和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抨击坏人坏事的有效手段。《南辕北辙》则选自《战国策·魏策》，是季梁劝魏王时说的寓言。

寓言是什么意思?

“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表达的思想和主张，而把它们寄托在一个小故事里说出来。这种小故事，我们通常称为“寓言故事”，或简称“寓言”。因此，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一般比喻的发展，或者说，是比喻的一种高级形式。

寓言较早出现于《孟子》一书。其中为人们熟知的有“揠苗助长”。

庄子是先秦作家中最善于运用寓言的大师。他创作的寓言，一部分和孟子一样，只是作为著述的论据而存在，如众所周知的“朝三暮四”、“庖丁解牛”等，都是为了说明全文观点而设置的小故事，本身并不独立成篇。但另一部分则全篇都由寓言组成，表面看来并不直接阐明某种观点，其实却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如《庄子》的《秋水篇》，全篇约2000字，整个都由寓言构成。行文有时如风行水上，虽波澜起伏，却自然流畅;有时如巨眼喷泉，虽汪洋恣肆，却妙趣横生，既有激动人心的形象和情感，又有令人沉思的哲理和思想，使人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章的观点。至今活跃在人们口头的“望洋兴叹”、“北海难穷”、“大方之家”、“贻笑大方”、“河伯见海若”、“井蛙之见”等成语，都自出于《秋水篇》，可见其影响深远。

继庄子之后，韩非子是另一位善于创作寓言的先秦作家。脍炙人口的“守株待兔”、“郑人买履”、“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寓言，都出自《韩非子》一书。此外，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子散文和史传著作中，也有不少寓言。如《列子》里的“疑人偷斧”、“纪昌学箭”，《淮南子》里的“掩耳盗铃”、“死里求生”，《吕氏春秋》里的“刻舟求剑”、“唇亡齿寒”，《战国策》里的“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等，都是形象具体、含蓄幽默、意韵丰厚、耐人寻味的名篇。

先秦寓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它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只是作为著述论据存在的状况，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体裁;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关键作用。不少先秦寓言故事，实际上都是上古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拟人化手法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同上古神话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都存有明显的由神话改编的痕迹。另外，先秦寓言有具体形象描绘、有简单故事情节、有富于个性的对话，这些都直接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里记载的许多民间寓言故事，可谓汉魏之际杂事小说的胚芽，《庄子》里许多寓言记叙的鬼怪异事，实可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鼻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后代小说的兴起，便是对先秦寓言的推陈出新。

中国的先秦寓言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大约出现于同一时期，两者风格不同，却价值相当。它们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可谓双峰并峙，遥相媲美。